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与美育的旁门左道
2009-05-06 14:41:03 作者：刘良华 来源：《当代教育与文化》2009年01期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美育”在中国的学校教育中不被重视，却在另外的地方兴旺发达。“文学艺术”一直发挥美育的效应。《包法利夫人》可以视为“情感教育”的一份个案。
所谓美育，并非绘画或音乐，它的核心是“情感教育”。中国式的美育一直处于低落状态，人们追逐知识，不愿意理睬情感。当美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受冷落，它会在文学艺术领域对所有儿童或成人发生“情感教育”的影响。
一、美育的冷落及其旁门左道
1903年，王国维在他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提出：“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i]
十年之后（1912年），蔡元培在《我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提出含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和世界观教育等“五育并进”的教育方针。“以心理学各方面衡之，军国民主义毗于意志；实利主义毗于知识；德育兼意志情感二方面；美育毗于情感；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ii]1920年，蔡元培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演说词中又对“教育宗旨”做了补充解释：“前年我国审查教育会，把普通教育的宗旨，定为：(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蔡元培特别提示：“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iii]
后来，中国教育界一度提出“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五育并重的口号。再后来，人们认识到“劳动教育”与“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并非并列的关系。“智、德、体、美”是教育的目的，而“劳动教育”只是实现“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的方法和途径。由此，“五育并重”就只剩下“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四育并重。[iv]
可是，中国教育界真的做到了“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四育并重吗？
蔡元培对中国教育的实践似乎早有预见，他当年提出的所谓“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到了后来，结果竟蜕化为：四育只有一样是重要的；智育成为唯一不可放松的一项。
在“智育”之外，“德育”时常有人提倡，有时竟至于提高到“以德育为核心”的高度。
智育、德育之外，“体育”的地位，也时起时落。人们意识到学生的“身体”孱弱，不堪一击，遂有“全民运动”、“每天锻炼一小时，幸福工作一辈子”、“让危险项目重返体育课”的教育倡议和教育运动。
也就是说，智育之外的德育与体育，多少有人提倡。惟“美育”一项，显得孤苦伶仃，成为少有人问津的世纪苦儿。
中国教育界的缺憾与缺陷就在于：无论人们如何重视“德育”，中国的教师和家长可以为了中考或高考随时放弃对“德育”的关注。也无论人们如何重视“体育”或“身体锻炼”，中国的教师或家长随时会为了学生的中考或高考而挤压所有可能的“锻炼身体”的时间。
按说，即便中国学校重视了德育和体育，即便中国学生都成为名副其实的“智、德、体”三好学生，这样的三好学生也还是显得残缺不全。在现实的中国教育实践中，“美育”要么沦落为“绘画”课程，要么成为“德育”或“班主任工作”的一个不起眼的项目。中国式的三好学生，因为缺失了“审美教育”，这样的学生依然只是“单向度”的精神残疾。
问题却在于，中国教育真的丢失了美育这个项目吗？“美育”在学校教育实践中被冷落之后，学生真的没有接受任何“美育”吗？
梁启超当年为了改造中国的国民，他选择的路径竟然是“文学革命”，他后来甚至倡导“诗界革命”。梁启超的思路是：“文学之盛衰，与思想之强弱，常成比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人们可以认为梁启超的思路过于简单或浪漫，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梁启超的思路，原本是世界各国的教育思路。在世界范围内，正规的教育总是过于看重“智育”甚至只看重记忆型知识。学校教育很难为学生提供完整的“德育”、“体育”或“美育”。或者说，学校教育虽然也能在“德育”和“体育”上影响学生，但真正为学生提供“德育”和“体育”的地方，并不在学校，而在家庭。
这样看来，学校教育主要能够承担的教育是“智育”，而“德育”与“体育”主要在家庭教育中完成。
“美育”又如何？美育的主要在学校还是在家庭？
人们可以想象梁启超的思路：“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按照这个思路，美育的主要责任“文学艺术”领域。“文学艺术”不以教育为主要目的，但它从来就以“情感教育”的方式表达“美育”的意义和价值。
二、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作为美育的个案
福楼拜并非多产作家，他的有影响的作品主要有两部：一是《包法利夫人》（1857），二是《情感教育》（1869）。人们一般认为福楼拜的代表作是《包法利夫人》，但《包法利夫人》所追求的主题却是“情感教育”。
如果说《包法利夫人》给读者提供的是“情感教育”，那么，所谓的情感教育，主要是人的内心深处的“激情”。“激情”驱赶着爱玛·包法利去追求热烈的爱情、男人的身体，以及美丽的服饰、高贵的生活。爱玛追求的是一种“审美的生活”、“艺术化生存”。她一生都在这种无法遏止的“激情”中挣扎，为抵抗一切难以忍受的丑陋、无聊、平庸、卑微而牺牲。
整部小说，就是爱玛的“激情”的受压抑与“激情”的反抗。出于对浪漫爱情的渴望，爱玛嫁给了包法利。包法利的平庸使她失望，她转而寻求别处的生活。与第一个情人的热恋使她获得新生，被抛弃之后她差点丢掉性命，却继续接受第二个情人。对第二个情人也渐渐变得麻木、厌倦，她对这种关系感到屈辱却仍旧不放弃，只是“在给莱昂写信的时候，她眼前恍惚浮现出另一个男人，一个由她最销魂的回忆、最美好的阅读和最强烈的欲念形成的幻影。”[v]
这个舞会上子爵的影子在书中多次出现，每次都是作为一个美好形象的幻想出现在爱玛对现实世界失望之时，他是那个生活在爱玛所追求的更高的世界里的代表。她从来没有追求任何一个具体的男人的身体，而是在亲手打造一座由一个完美的男人和她两个人生活于其中的宫殿。但除了她自己是真实的，那个男人和那座宫殿都是虚无的。她的一切努力都建筑在空中花园之上。改善自身生活世界的途径有很多种，有人通过劳动，也有人通过复仇，爱玛力所能及地选择了婚外情。
这也正是她的可怜之处，她很委屈，因为她始终遇不到一个值得她做出这么多牺牲的男人。谁才是那个男人呢？表面上是她所幻想的子爵，实质上是一个与她一样对那种“审美的生活”拥有无限“激情”而且能够为了“激情”不顾一切的人。可惜她的两个情人都不是，在整本小说里，除了爱玛，没有一个人是跟她一样的。
她的悲剧在于，她所对抗的是整个社会。社会容不下这样的人，他们用“堕落”给她命名，把她视为异类。她的婆婆认为劳动能治她的这个“病”，这可能也是一部分读者的想法，他们认为要使爱玛摆脱悲剧就须让她抛弃幻想，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地生活。那么我们来看看“劳动者”们所过的另一种生活吧。
可是，爱玛的丈夫包法利不就是“劳动者”吗？他是一个乡村医生，每日骑着马奔走在农舍田野间，给人放血、拔牙、接骨等等，除此之外，他的生活里再没有其它的“节目”。只有劳动，没有激情，这就是包法利的状态：无论是中学里每日在纸上打线拼写生字，还是在医学院里学习解剖学、病理学、药理学、化学、植物学、卫生学，包法利的教育背景里几乎没有出现过“柔情”、“激情”。他与人的交往也同样地失败，“班上的同学不是比他有钱，就是学习比他棒。他们嘲笑他的口音，奚落他的穿戴。”[vi]在遇到爱玛之前，他一直都活得不好，并且对此几乎无动于衷，他习惯于无聊、苦闷、贫穷、卑微，从不知何谓“浪漫”、“激情”、“幻想”、“诗意”。“这个人，谈吐就像街边的人行道一样平板，见解又庸俗，恰似过往行人，连衣着也普普通通，引不起你半点激情、笑意或遐想。他自己就说过，他住在卢昂的时候，从来没有起过好奇心，想去戏院看看巴黎来的演员。他不会游泳，不会击剑，不会放枪。有一天，她在一本小说里遇到一个骑马的术语问他，他张口结舌解释不了。”[vii]爱玛常读很多时尚杂志或小说，包法利有时也跟着读一下医学杂志，但是“房间太暖，加之吃得过饱，才读五分钟，就瞌睡上来，下巴落在手上，头发马鬃般搭到灯台上。”[viii]他完全没有爱玛那种了解外界的新事物、提升自己的新生活的渴望。他们两人共同生活，对他来说，是窥得了意外的美。爱玛画画，他站在旁边观看；爱玛弹琴，连过路的人都驻足倾听。“他有了这样一位太太，最终也不免自命不凡了。”[ix]但对爱玛来说，却是一件“屈辱”的事。她对丈夫最大的不满，也是屡次驱使她向外寻求别处的生活、另外的男人的动力，就在于这里：“一个男人，难道不应该相反，事事在行，无所不能，善于启发你领会爱情的力量、生活的意趣和种种奥秘？可是他这个人，什么也不能教你，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企求。”[x]他不是一个能够引领她进入一个更美的、更高的世界的人，连一个同行者都算不上，而这，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正是爱玛宁愿燃烧毕生的激情所要追求的世界。所以，不难理解，“在心灵深处，她时时期待着某种事变”。
《包法利夫人》与其说是在讨论学医学的人与学文学的人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异，不如说是在讨论人性，讨论人生。爱玛·包法利这个形象并不太讨人喜欢，虽然她也美貌，也为了爱情而牺牲，但是她的忧郁缺乏美丽、哀怨，她的牺牲也引不起很多同情和心疼。这不同于同样是通奸者的安娜（《安娜·卡列尼娜》）和海丝特（《红字》）。在讲述爱玛在修道院里的教育背景时，福楼拜曾给她的品性下过一个评论：“这姑娘的思想，虽然充满热情，但又讲究实际。”[xi]她对音乐、美术和文学的陶醉并非知性的满足，而是艺术性的享受、感官的刺激、心灵的宣泄。在婚后的不如意生活中，少女时期培养起来的爱好被她一一抛弃。最先抛弃的是音乐，然后是画画，最后是小说。音乐是最难物化的，虚无的，最具有神的、灵魂的特征，也是离她最远的。后来她利用进城学钢琴的借口与情人幽会，表明她已经彻底地背弃了对音乐的信仰。到最后，她只能看小说消遣，小说是世俗的东西，与生活的关系最为紧密，因为小说本身就是在讲述生活，并且是讲述一种“在别处”的生活，这正是爱玛所幻想和追寻的。在热情浪漫中透出一股讲求实际的意味，这个双重性正是包法利夫人的特点，这也是她不同于《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安娜和《红字》里的海丝特之处。相比之下，这两个人物更像是童话里的公主，比如海的女儿，她们因为热情而超凡脱俗，为爱情义无反顾。她们像是高雅的音乐，而爱玛则是通俗的小说。爱玛不是海中的仙女，却是人间的英雄。婚姻与通奸只是表面的，在内部，她对一个更高的世界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向往，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所以，爱玛的美丽不在于她是一个哀怨的情妇，而在于她是一个有着充沛的精力、热烈的激情、女性的魅力、勃勃的野心、诗意的放纵、果敢的行动的女人。在这本小说里，福楼拜刻意描写了与爱玛截然相反的一类女人，她们以药店老板的妻子为代表，“性情温顺得有如绵羊，热爱自己的儿女、父母和亲戚，听见别人有难就落泪，对家里的事样样放手，还讨厌穿胸衣，可是她行动那样迟缓，言谈那样乏味，相貌那样平庸，见识那样狭隘。虽然她三十岁，莱昂二十岁，他们的卧室门对门，而且他每天同她说话，见习生却压根儿没有想过，她在哪个男人眼里会是一个女人，她除了身上那件袍子，还有什么女性的特点。”[xii]与爱玛相比，这是一个毫无激情和魅力的女人，或许她很“实用”，却一点儿也不“可爱”，谁会喜欢她呢？恐怕连她自己也不喜欢。我们更要看看作者用讽刺笔调描写的那个盛大的农业评比会上兴高采烈的人们，尤其是那个辛辛苦苦给地主做了五十四年仆役，到最后只得到一枚价值二十五法郎的奖章的老太太，这些庸庸碌碌的人们接过高高在上的官员颁发的奖章，为自己一天到晚专注于琐碎无聊、扭曲思想的工作得到肯定而受宠若惊。这些人显得那样愚蠢、荒唐，他们都是受蒙蔽的、被骗了的。“此外还有什么呢？比内，几个生意人，两三个小酒馆老板，本堂神甫，还有镇长图瓦什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倒都是一些有钱人，但粗俗不堪，孤陋寡闻，自己种地，关起门来大吃大喝，又假装笃信宗教。真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一群！”[xiii]他们全都没有名字，他们集中在一起，可以叫做“愚蠢”。这些人过着两种生活，一是石缝的生活，没有开拓的余地，没有突破的希望，是一种披枷带锁的生活；二是沙漠的生活，干涸而死板，不仅没有开拓的余地和突破的希望，甚至连开拓和突破的意识都没有，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生活。倒是还有两个人很清醒，一个是满嘴“科学”、“进步”，实际上不学无术、欺世盗名的药店老板奥梅；一个是利欲熏心、奸诈狡猾的高利贷商人勒乐。他们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一个怀着政治野心，一个唯利是图。但他们是以毁灭别人而抬高自己，是人类灵魂的叛徒，他们的生活更是蝇营狗苟。于是，“在这班平庸的人之中，爱玛犹如鹤立鸡群。”[xiv]
爱玛的鹤立鸡群，是因为她的体内有那样一股“激情”。虽然只有爱玛一个人具备这种超常的能量，但是它的力量却强大得好像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积聚而爆发。她对每一次偷情都很认真、很投入，她的身上不仅透露着抛弃贞操的女人那种难以形容的诱惑力，更不可思议地闪耀着一种获得重生的光泽。在第一次投入情人罗多尔夫的怀抱之后，“某种神奇的东西注入了她的体内，使她焕然一新。”[xv]对她来说，这次欢情几乎是一种幻觉，“她一遍又一遍自言自语道：我有了一个情人！我有了一个情人！她的周围海阔天空，一片蔚蓝，感情的极峰在她的心间烁烁生辉，日常生活则沉到了这些山峰之间遥远、低洼、阴暗的地方。”[xvi]在整个小说中，爱玛最美的时刻不是在她的婚礼上，而是在她与情人一起策划私奔时：“包法利夫人从来没有这个时期漂亮，简直漂亮得难以形容。这是喜悦，热情和成功所致，是性情与环境调谐的结果。她的贪欲、苦恼、声色方面的体验和永远天真烂漫的幻想，犹如肥料、雨水、风和阳光之于花木，使她天生的特质逐步展露，最后鲜花怒放般彻底展开了。”[xvii] 她爱罗多尔夫的柔情与热烈，他对她越粗鲁，她越是爱他、渴望他；她也爱莱昂的俊美与多情，年龄上的优势使她在他面前更加主动，尽施成熟女人的魅力。她贪婪地享受每一次交欢，然而，她的激情止步于重复的肉体欢乐，于是整个生活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蹈覆辙。这是她的第二个悲剧所在，也是她致命的局限。当她开始奔波在日常生活与偷情之间时，短暂而热烈的欢情照亮了整个生活。但是与情人的会面日复一日保持同一种状态，其间没有一种创造性、自我更新、游戏化的主题，偷情就渐渐变得与日常生活一样“平淡无奇”。需要什么样的“主题”呢？爱玛有一次几乎要做到了，就是在她策划与罗多尔夫私奔的时候。那段时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私奔，围绕这个主题，她们反复地讨论出发的日期，乘什么车，路线，准备出行的箱子和衣服，还要考虑如何不引起别人的怀疑。这像是一个惊险的游戏，同时私奔预示着一个未知的美好未来，预示着新的生活和新的生活。它非常吸引人。这样一个私奔“游戏”就把她的心充满了，所以那段时间是她一生中最漂亮的时刻，后来罗多尔夫的背弃也令她差点死掉。生活一旦有主题，主题生活的成功与否可以决定生活高到极峰还是跌到深渊。后来她与莱昂在一起时对自己的那种厌倦感感到迷惑，对那种将死的状态感到绝望，但她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只是因为没有新的“主题”。他们之间已经没有多少话可说，她偎在莱昂怀里哭泣，只能引起莱昂的厌烦。在与包法利的生活中，她衣食无忧，却厌恶身边的平庸、琐碎与无聊，她的生活没有主题，她不开心；当她寻到了一个主题（即偷情）后，这个主题一开始很有趣、很刺激，但很快就因为没有游戏化和创造性而沉沦为与生活背景同质，所以她再度生活在平庸、琐碎的世界。这是她无法忍受的，于是她选择服毒而死。这个死亡的方式符合包法利夫人的个性，她从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所以她不必偷偷摸摸地死，而要躺在自己的床上大大方方地离开。她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愤，更为那个想不通的问题感到绝望，所以在咽气之前，她最后喊出的一句话是“瞎子”。瞎子就是她自己。然后她使出最后的勇气用凶恶、疯狂、绝望的笑声向这个她看不起的世界道别，让它战栗。
在爱玛死后，包法利才通过信件发现了她与罗多尔夫曾经的恋情，但是他马上就原谅了她，并且更加爱她，在这个时候，他才开始试着了解爱玛的心。包法利“当做爱玛仍然活着，为了讨她的欢心，开始接受她的爱好和想法：他买漆皮鞋穿，经常系白领带，胡子上面抹香油，像爱玛一样签期票。”[xviii]可是没过多久，他倚在花园的花棚下死了，手里捏着爱玛的一绺长头发。福楼拜狠心让爱玛自杀，却在最后安排了这样一个悲情的结尾。他好像通过这样的结尾原谅了那些“愚蠢”的人，还有爱玛这个“犯罪”的人。而这个隐蔽的原谅是以一个改变为前提，那就是包法利的改变。
包法利接受了爱玛的爱好和想法，他开始打扮自己，开始接受“情感教育”。
爱玛的世俗生活失败了，但她的“情感教育”胜利了。
[i]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008页。
[ii]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iii]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6页。
[iv] 瞿葆奎：《劳动教育应与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并列？——答黄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3期。
[v] [法]福楼拜著，罗国林译，《包法利夫人》，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vi] [法]福楼拜著，罗国林译，《包法利夫人》，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vii] [法]福楼拜著，罗国林译，《包法利夫人》，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viii] [法]福楼拜著，罗国林译，《包法利夫人》，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ix] [法]福楼拜著，罗国林译，《包法利夫人》，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x] [法]福楼拜著，罗国林译，《包法利夫人》，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xi] [法]福楼拜著，罗国林译，《包法利夫人》，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xii] [法]福楼拜著，罗国林译，《包法利夫人》，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xiii] [法]福楼拜著，罗国林译，《包法利夫人》，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xiv] [法]福楼拜著，罗国林译，《包法利夫人》，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xv] [法]福楼拜著，罗国林译，《包法利夫人》，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xvi] [法]福楼拜著，罗国林译，《包法利夫人》，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xvii] [法]福楼拜著，罗国林译，《包法利夫人》，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页。
[xviii] [法]福楼拜著，罗国林译，《包法利夫人》，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Flaubert's Madame Bovary and the Heterodox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LIU Liang-hua
（Pedagogy depart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Abstract: Aesthetic education hasn’t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in school education of China, however it prospers elsewhere. Literature and art always exerts effect as aesthetic education.Though it doesn’t aim at education, literature and art expresses aesthetic education’s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 manner of emotional education. Madame Bovary written by Gustave Flaubert can be regarded as a case of emotional education. The emotional education Gustave Flaubert concerned mainly refers to passion from the bottom of heart.
Key Words: aesthetic education; literature and art; emotional education; Madame Bovary; 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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